除了上述时鲜水果外，近代天津民众还十分喜食干果。诸如甘栗、核桃、枣干、杏仁等，都是近代天津民众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对此，天津竹枝词曾咏唱道：“人参果即落花生，丁氏糖堆久得名。咏物拈来好诗句，东门之栗本天成。”仅以近代天津民众喜食甘栗为例，甘栗又称“板栗”“栗子”“风腊”。天津地区有着悠久的栽培和食用甘栗的历史。《战国策》记载称：“秦说燕文侯曰：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细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也。”《汉书》中也有“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的记载。时至西晋，学者陆机曾言：“栗，五方皆有，惟渔阳范阳生者甜美味长，地方不及也。”由此可见，燕赵民众至少在两千年前就已开始栽培和食用甘栗了。事实上，近代天津的甘栗并非完全产自天津一隅，更多的是来自唐山、北京、承德等地，但唯有天津甘栗品质特优，不仅肉质细腻，而且香甜适口。
近代天津民众食用栗子的方法颇多，最常见的就是糖炒栗子。民国时期的《新天津画报》曾描述称：“一个高大的铁锅里，远远的就可以听见铁锅的拨弄声，栗子随着黑砂在铁锅中旋转，火候一够就会发出一种甜热的香气，因为炒栗子都要用糖，故名‘糖炒栗子’，大多数他们会用糖坊里的液体糖汁，而后和在沙子里一起炒，不过新下的栗子虽然可糖炒，但并不是很甜，只有经了霜的栗子才甜呢！”由此可见，近代天津人对制作糖炒栗子方法和时节的讲究。
民国时期的天津街头甚至出现了电力装置的烘烤机。如“秋季的津门流行的栗子要数‘甘栗’了，它因电机的火力匀，更兼挑选很严格，所以个儿也大，比锅炒的要软和得多，味道也更佳，就是价格比较昂贵，否则普通炒栗子便没有出路了”（双尼：《天津栗子：卖烤山芋的吆呼栗子味的》，《立言画刊》1942年第216期）。此外，近代天津人评价秋季的糖炒栗子时称：“满街的糖炒栗子，愈发点缀了初秋之风趣，我们欢喜秋天，所以我们也喜欢吃栗子，或者干脆说我们爱吃栗子，所以我们也爱秋天啊！”（食士：《津门秋色：糖炒栗子》，《三六九画报》1942年第17卷第1期）民众在挑选和食用栗子方面很有经验。对此，民国时期的《天津商报每日画刊》曾评论称：“食栗，选取颗扁而小者最为甜美，色尤黄绝，若冷啖则别有风味，于微雨送寒西风扫叶之时，对爱人挑秋灯，剁而细嚼，或工作毕与家人笑语大嚼，向非儿时则别有一番滋味。”
此外，近代的天津甘栗还被包装后当作礼品来赠送亲友。民国时期的《立言画刊》中曾言道：“现在的商贩则把肥大的栗子装入精致的匣子里，可以做礼品，好像上面也注上了‘天津特产’的字样了。”事实上，近代的天津甘栗也曾大量销往外省或出口至海外。民国时期的《工商半月刊》曾做过调查称：“栗子运至天津先寄存货栈，栗商交易之时也大多以货栈为中间人，运至天津的栗子除部分在天津销售外，每年运输外埠者以上海为最多，年约万余包，而后部分栗子再由上海转运至广州、南京、大连等处。”
综上可知，近代天津的水果与干果具有种类繁多、口味独特、地域性强等诸多特点。对此，近代天津竹枝词中曾咏唱道：“梨名秋白胜哀家，果号花红脆带沙。玫瑰葡萄苹果枣，纸签题字楚王瓜。”事实上，喜食干湿果品的饮食习惯已完全融入了近代天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此，天津《大公报》曾评论称：“我们每天除吃三顿饭之外，还有一件应该要注意的事，就是吃鲜货（水果）与干货（干果）。每顿饭后能进少许，不仅助消化，且可使大便流畅，以此讲卫生的人们可多实行之。天津的果子种类很多，随时有新鲜的或风干的果子可吃。”可见，对干湿果品的喜爱已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逐渐烙刻在近代天津民众的饮食生活之中了。［本文系延安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近代天津城市饮食文化研究（ 1 8 4 0— 1 9 4 9）”（项目编号：YDBK2020-1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