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亚《武汉指南》，汉口《新中华日报杜》1933年版
胡风先生在日记里两次写到武汉津菜馆，同席的又都是名流，惜不记馆名：“（1937年11月1日）同茅盾及三郎夫妇到天津馆吃饭，孔罗荪同他底夫人小孩来。”“（1938年7月9日）路遇张西曼，一道到天津馆，由他请客。”（晓风辑注《胡风日记·武汉一年》，《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2017年第1期）
因着吴宓先生的日记，我们知道，在武汉南边的湖南省会长沙，也有津菜馆，吴先生数日之内即去了两三次，应该是颇有吸引力：
1938年1月24日：今日正午，宴颉与廖增武于天津馆（＄4）。
1938年1月25日：上午与慈、婉并逵同出……遂至天津馆午饭（＄3）
1938年2月6日：晚，宴张志岳、刘寿嵩于天津馆（＄3）。（《吴宓日记》第六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7、294页）
郑天挺先生也写到长沙的津菜馆，应该是同一家：“（1938年2月5日）下午携莘田、建功、雪屏、大年往健身浴室洗澡，澡后在天津馆食薄饼。”（《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页）
继续西进，至于陪都重庆。重庆的津菜馆的设立，可早于陪都的建立；重庆书店1933年版的唐幼峰编《重庆旅行指南》（第五编《食宿游览》，第88页）已经收录了一家：“宴宾楼（天津）（商业场，四二九）”重庆书店1937年版的杨世才《重庆指南》（第94页）则增至三家：“燕市酒家，平津味，公园路；天津静海楼，龙王庙；天津北味村，龙王庙。”这些津菜馆，我们也可从时贤的日记中得到印证，顾颉刚先生当然是首选了：
1939年9月13日：到燕市酒家吃饭。
1942年5月26日：与和绳到平津食堂吃饭。
1942年7月1日：到平津食堂吃饭。
1943年12月25号：访任映苍，与同至天津菜馆吃饭。
1943年12月26号：潘家凤女士来。到天津菜馆吃饭。
1943年11月1号：与克宽同到北味酒家吃点。（《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四卷第282、684、702页，第五卷第181、208页）
从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中，我们多见燕市酒家的名号，却没有发现宴宾楼的踪影，倒是在吴宓先生的成都日记中，这两家都有多去，而据当年酒楼袭名的情形，大体可认定为津菜馆或平津菜馆：
1944年12月12日：疾行至宴宾楼，宓于此宴客（＄4200），客为刘泗英、常乃惠及李凤运、蓝素琴二女士。
1944年12月15日：步至走马街，饮於燕市酒家。
1945年4月8日：下午《新民报》新任记者王达仁、编辑杜景沼来访，宓约夕宴。及5:00至宴宾楼，王楷元与王、杜二君乃共宴请宓。
1945年5月6日：昌、棻夫妇请宴于宴宾楼。进黄酒。
1945年7月26日：赴何文仁请宴于宴宾楼，进黄酒。
1946年4月28日：本系毕业宴于宴宾楼。（《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九册第374、380、464、468、481，第十册第40页）
1943年版莫钟《成都市指南》（第162页）提到一家老乡亲：“祠堂街、湖广馆街，涮羊肉，回教馆，天津味。”吴宓先生也有去过：“（1944年12月14日）请高长山再至祠堂街老乡亲平津清真馆晚饭（＄250）而吴密先生明确说是天津馆且去过三次的紫竹林素菜馆，则鲜有其他人提及：
1944年12月25日：高长山请宓至提督西府紫竹林天津馆素食，午餐，美而廉。（后又多去）
1945年1月19日：正午，请般及高长山紫竹林午餐（＄400）。
1945年1月26日：紫竹林午餐。（《吴宓日记》第九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6、386、414、415页）
顾颉刚先生虽只去过一次成都的老乡亲：“（1939年10月15日）到老乡亲吃饭。”（《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四卷第296页）但去过更多次重庆的紫竹林，只是无法判断是否天津馆。成、渝北上西安，也有平津分设如假包换的津菜馆：“本市大小饭馆不下数百家，规模较大者，为中山大街之山东馆义仙亭，天津馆玉顺楼、十锦斋，北平馆豫菜馆第一楼，苏馆安乐饭馆，西大街之苏馆南京大酒楼……”（王荫樵著《西京游览指南》，天津《大公报》西安分馆1936年版，第133页）吴宓先生1945年2月6日在西安曾光顾过一家津菜馆，不知是否其中一家还是别家：“与泽霖运行李入城，置大街路东之某天津饭馆中。宓在此晚餐（＄380），无理价昂。”（《吴宓日记》第九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6页）
南下贵州都匀，也藉丰子恺日记觅得一家：“（1939年12月16日）入旅舍（第一招待所）休息，腹甚饥。于是先赴附近天津饭店进膳，拟于吃饱后再访家族行踪。”（《丰子恺日记》，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至于再南下到抗战时期的后方重镇昆明，则津菜馆更多了。吴宓先生有一段时间就频繁出入平津美的餐馆——这种平津馆，大抵就是津馆，因为京馆毋须借重津馆：
1939年3月19日：1:00同至福照街平津美的食堂小楼上午餐。（刘）健作东，费＄2。
1939年3月22日：至福照街平津美的食堂晚餐。面食（0.4）
1939年3月29日：（叶公）超请宓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餐，进面与肉。
1939年4月2日：宓独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餐。（《吴宓日记》第七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7、13、16页）
郑天挺先生则明确写到去过一家津菜馆而不是平津馆，当非同一家：“（1942年4月7日）十二时约月涵先生、家骅夫妇、莘田、矛尘、宝騄至天津馆食炸酱面，雪屏未至，今日为家骅夫人生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37页）这顿饭虽然写得简单，似乎只吃了顿炸酱面，但背景真不简单：月涵即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现在的西南联大三巨头之一；朱家骅则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炙手可热；其他人则不用介绍了，但今日之食，当是朱家骅夫人生日之宴，也是不简单。如果这是一家大馆子，则可证津菜馆在昆明之不俗；如果这是家小馆子，也是很光荣的，同时也反映了民国学人的光荣——如此显赫人物的夫人生日宴会，竟在这么一家小馆子打发了。
从云南转向东下，先到贵阳，张宗和先生提到过一家可以大吃的天津包子铺：“（1947年8月22日）中午又到天津包子铺，吃荷叶饼，这一次，只吃了五张，没有像上次那样吃的胀人了。”（《张宗和日记》第四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而继续东下，到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后方文化中心之一桂林，不仅津菜馆有，故事也不少。顾震白编《桂林导游》（大众出版社1942年版，第56页）说：平菜则有中北路的津津食堂、中南路的河北食堂，环湖路的大兴斋属天津菜，江浙菜有中北路西的复兴馆和桂东路的大上海菜馆。浙江海宁籍的著名作家和文史学者宋云彬先生，多次写到在桂林天津馆的饮食事宜，不知是不是在这家大兴斋，不是当然更好，证明不止一家：
1940年3月19日：午后三时，偕彬然进城，在天津馆晚餐，饮三花酒四两，吃花卷儿四个。
1940年4月14日：夜与彬然在天津馆小吃。
1940年6月2日：四时进城，约孙陵、张煌同赴天津馆吃面，饮三花酒四两。
1940年6月3日：晚与朱光暄、张西朗在天津馆吃夜饭。
1940年6月21日：五时进城，与彬然在天津铺小吃。（宋云彬《桂林日记》，载《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5、73、74、76页）
再继续东下，即使到了“食在广州”的老巢，仍然可以觅得津菜馆的身影“较为有名的北方菜馆还有：京津风味的天津馆（广大路，后迁西濠二马路……”（陈培《北方风味在广州》，《广州文史》第四十一辑《食在广州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话说省（广州）港（香港）饮食，一脉相承，但在外帮菜馆在香港，可比广州还发达，津菜馆也一样。郑宝鸿《香江知味：香港百年饮食场所》（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87页）开列了34家外江菜馆，其中津菜馆就有两家：天津海景楼（干诺道中135号），平津何伦会宾楼酒家（轩尼诗道95号）。
其实早已开出的“五芳斋”也被视为平津菜馆：“夏季特备：清鸡冻、三鲜冻、青豆辣椒冻、虎皮冻、芝麻酱凉扮面，四样菜码外加辣油。又自上海购来切面机器，可制粗条细条兼卖生面，每斤一角二分。地点：摆花街三十七号”（《五芳斋平津菜馆》广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5月6日第1版）在五芳斋后来还在桂林开了分店呢：“香港五芳斋平津菜馆今天开幕：特聘著名厨师，专备大筵小酌，烹调适口，清洁卫生，各样面食，应有尽有。特制时菜‘会师东京’，食之自强。敬请各界诸君惠临指教，不胜欢迎。地点：中北路新门牌二百六十二号”（《香港五芳斋平津菜馆今天开幕》，《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2月9日第1版）
也是，由于战乱的原因，逃难或居香港的外地人，可比广州来得多；解放前夕，很多文化人北上京华，都是绕道香港的，比如叶圣陶先生的《北上日记》，就是写这一段经历，并留下了香港津菜馆的难得记录：
1949年1月13日：午刻，饭于一家平津馆。返舍时，途遇高祖文、李正文。自去年九月同游苏州与高别后，此次为初晤。而李则于十目前访余于四马路，转达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此矣。（按：叶先生是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的。）
1949年2月23日：六时，与云彬、彬然再次渡海，至海景楼，应周而复及吉少甫之招饮。二君为群益书社主持人，邀我等商文艺小丛书之编辑计划。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之《北上日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P123、142页）
这海景楼，是后来留居香港的著名作家叶灵凤先生的心头，几十年间，常常有去，略举数则如下：
1952年3月27日：君葆偕蔡君来看书，同出外至海景楼午饭。（注：海景楼，天津菜馆，位于干诺道中135号。）
1967年4月11日：独自往海景楼晚餐，系天津馆子，吃炸酱面一碗，火腿白菜一碗，辣白菜一碟。面与辣菜甚佳，汤不行，不是正式的北方熬白菜汤。价甚廉，总共四元二角。
1970年10月30日：晚上与罗、黄等在海景楼聚餐，由中娴陪往，并带回天津包子一盒。（卢玮銮笺、张咏梅注《叶灵凤日记》，香港三联书店2020年版，上册第257、394页，下册第283页）
津菜入港，再进一步就是出海了。晚清民国时期，真正能走出国门的，特别是远适欧美的，除了广东菜，几乎没有别的。长期居留海外的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说：“多数海外中国人——尤其是美国华侨——大多来自广东……除了少数例外，比如华盛顿的一家天津餐馆，纽约的两家宁波餐馆和天津餐馆，巴黎的一家保定餐馆，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海外餐馆都由广东人或者广义的广东人经营。”（《中国菜谱》导言，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在这种背景下，津菜还能在华盛顿和纽约立足，真是了不起。
总而言之，天津菜并非四大也非八大菜系之一，在民国时期，我们却发现它曾经辉煌一时，并流布四方，堪称异数，也足资纪异。
